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

        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，自１９９２年２月在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》中确立以来，业已经历了近十年。这一方针政策的确立，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心的需要和必然结果，也是历史和时代向宗教的召唤。脱离开这一方针，爱国爱教即无基础可言。因此，宗教界每个人士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之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。

 　　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７日，****主席在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提出：“利用宗教教义、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。”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，从政治上承认了宗教的社会价值，尤其突出了对宗教道德的重视。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，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２日与宗教团体领导人迎春座谈时，在谈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时说：“我国各大宗教教义中的许多内容，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要求，与现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、与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是一致的。宗教界对这些有益于社会、有益于人群的内容，要加以挖掘，加以整理，加以强调。”这些重要讲话，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宗教道德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的殷切期望，不但指明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最佳途径，而且也归还了宗教应有的社会位置。宗教的存在必然与社会各方面发生关系，但其本身毕竟不同于政治组织或企业，若不立足于道德去积极影响社会，则不能发挥其价值和作用，岂有本分可言！

　　本文旨在就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，以及如何发挥它道德方面的社会价值和作用，在此进行专题探讨。

　　佛教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以伦理为主题的。通过分析可以证实，“佛教是道德信仰，绝非神学信仰。”对佛教的思想必须重新全面认识和整理，只有从道德层面上建立起一条，内能保持它固有的根本特色，外可与社会潮流相契合的新发展之路，才会一改被严重扭曲的存在形式，还其道德信仰的本来面貌，最终真正解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大事。否则，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愿望，难免会成为空洞的政治承诺。

　　佛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非常丰厚，在此首先论述较有代表性的八个方面，以资与教内外有识者探讨。

　　一、佛教的辩证思想

　　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上，佛教首先提示出了因果法则支配一切的宇宙真理，佛教本身也要受这一真理支配。这既是释迦牟尼被称为大觉悟者（佛）的依据，也是佛教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。人只有立足于因果法则来认识事物，才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产生出科学精神。

　　因果之说主要反映了事物规律的两端，为了更完善地认识它，佛教又提出了“因缘”学说。“因”义指事物的内在因素，“缘”义指事物的外在条件。在相应的因素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，事物才会形成并得以维系。否则，已形成的事物将会消灭，未形成的事物难以形成。如将“因果”和“因缘”合并，即得到“因—缘—果”这一对事物法则的完满认识。这一法则既贯穿于自然、也贯穿于人类。佛教正是以宣扬这一发现为开端的，如说“诸法因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，是法因缘尽，大师如是说”。（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一）“大师”义指释迦牟尼。

　　因果（因缘）法则是自然固有的，既非神的主宰亦非人的意志可以改变，佛教只是将其提示出来而已。释迦牟尼曾特别表明“如来出世及不出世、正法常有，无分别者，如来出已、则有分别。”（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五）“如来”是佛的另一名称；“正法”即是正确的自然法则。

　　因果是力量的相互依存，于经典中概括说“世间内外法，互力以相生。”（《大乘密严经》卷上）“内”指内因，“外”指外缘。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关系指出“因缘故，则有和合，缘和合故，本无后有。”（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一）“一切诸法本无今有，已有还无。”（《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》卷四）

　　一切事物都受因果法则支配的共性，决定了其本质上的平等性。于经中说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。”（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）能正确认识事物因果法则的平等性即是佛教的目的，如释迦牟尼所说“一切诸法皆是佛法。以于诸法能善了知，名为佛法。诸法本性与佛法等，是故诸法皆是佛法。”（《大宝积经》卷四）又进一步明确指出，佛教信仰的实质是因果法则，如“深信因果”（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》）“一切众生第一胜法，谓信因缘”。（《正法念处经》卷五十五）因此，又可以说佛教信仰的实质是辩证法。

　　以上所说足可证明，佛教在人类历史上开了辩证法的先河。所以，佛教从未阻碍过社会的进步，在今天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会产生矛盾。

　　二、佛是道德准则

“佛”是“佛陀”的简称，原系Buddha的音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因绝大多数人于字面上不能理解佛的内涵，从而在认识上产生了极大的混乱。在古代人们的文化素质大都低下，又受鬼神崇拜的社会环境影响，即使信仰佛教也难免有很大的歪曲性，甚至作为佛教主体的僧众也不例外。因此，于形式上佛教即变成了“神学信仰”和“偶像崇拜”。还有人将它斥之为“封建迷信”、“虚无缥渺”等等。这种结局表明，佛教在中国传播两千余年，至今人们对它缺乏应有的了解。

佛的具体含义是“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”，又可称作“自利、利他、利行圆满”，这三点即是佛教信仰的全部。自觉作为佛教信仰第一步的主要原因有两条：一是佛教认为人的任何进步都取决于自觉的正确行为。二是佛教创立之初即反对神主宰世界之说，并明确提出“大自在天决定不能造作一切。”（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》卷十）佛教在反神学信仰的同时大力宣扬道德的价值，如“若人寿百岁，勤事天下神，象马用祭祀，不如行一慈。”（《法句譬喻经》卷一）“慈”在此是慈悲的简称，义指给他人快乐和消除他人痛苦的善行。佛教引导人摆脱神学束缚的目的，在于使人树立独立的精神人格意识，并非将人再控制于自己的手中，如“虽有无量恒沙诸佛悉不能度脱我身，我当自度。”（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一）“自觉”，用佛教另外的表达方式又称作“自利、自度”，它与世人所说的“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”是相通的。只有发挥个人对社会的各种价值和作用，才是实现自觉目标的唯一途径。因此，于自觉后又提出了“觉他”。觉他直接体现了佛教信仰对社会的价值追求，于佛教中又称作“利他、度人”，它与世人所说的“净化社会、完善社会”是相通的。立足于自觉、觉他，最终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极大利益和长度完善，即是“觉行圆满”的最高信仰境界。

　　于经典中对佛的具体解释很多，无不说明他是种崇高的道德准则和境界。如“佛名自然人；以一切种智，知一切法自相差别；离一切不善，集一切善；常求利益一切众生，故名为佛。”（《成实论》卷一）在此，第一句“佛名自然人”之说，将佛确定在了人的本位上，这即表明了佛与神是根本不同的；第二句说明了佛对事物的认识能力；第三句说明了佛的道德境界；第四句说明了佛对社会的价值追求。另如“佛为善人，善中之善，所以者何？自得大利亦利他人，自利、利人故名善人。”（同上）此说在直接将佛确定为善人的同时，还表明了只有首先自利、利人，才能实现善人的道德境界。这也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了，佛的内涵是道德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。慈悲既是指导实践自觉、觉他（自利、利他）的核心思想，也是佛教信仰的特性。于经中说“大慈、大悲者名为佛性。”（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三十三）甚至直接将慈悲等同于佛，如“佛性即慈，慈即如来。”（同上卷十五）

　　佛的“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”的三个内涵，前两个是佛教信仰的根本立足点，也是实现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最准则，最后一个则是终极的追求目标。这种切合人生和社会实际的信仰，完全可以适应当今和未来的社会理念。

　　三、自利利他的思想

　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，人们的“利益”观念在达到极至的同时，也进入了严重的误区。“自利、利他”作为现实社会所推崇的正确价值观，它原本为佛教所首倡。如果不能使人牢固树立起这种观念，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永无希望。人们对佛教“消极遁世”的误解，通过了解自利、利他的思想后，相信一定会改变。

“自利、利他”是佛教的根本思想内涵和信仰的终极追求。佛教对利益的定义是“言利益者，名为善行，乐为此故，名乐利益。”（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八十三）这一定义向人们说明了，利益即是善行，善行在于利他，乐此善行才是人生应追求的真正利益。从心理上佛教以利他作为衡量人心的标准，如“云何人心？谓思念利他。”（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卷一）以自利、利他为标准，佛教将人分为三等：“无自利行、无利他行，名为下士；有自利行、无利他行，有利他行、无自利行、名为中士；有自利行、有利他行，名为上士。”（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六十一）这种划分对启发人做出正确的价值行为选择很有意义。佛教的辩证思想于自利、利他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运用，如“自利益者不名为实，利益他者乃名自利。”（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二）明白了这一道理后，以利他作为人生的最高价追求，甚至为了不惜牲自身的一切即会成为必然的选择，于经典中提出“我于今生中，净心行利行，于利益即无，何事于饮食！凡所作为事，要在于利他，彼无利非爱，定获罪无疑。”（《菩提行经》卷二）自利与利他的实际内容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类型，佛教认识到“贫穷故，自不能利益，何能利他。”（《大智度论》卷五十六）因此，佛教有大量的思想引导信众，积极学习技能知识，创造财富，利及自他，如“夫智慧者，能修善法具足十善，获得财富及大自在。得是二故，故能自利及利益他。”（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二）这一思想表明，唯有以智慧作为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基础，才能实现自利、利他的人生和社会价值目标。另如“不为自己受蓄财物，凡有所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。”（《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》卷下）自利、利他的思想，概括起来即是对个人和社会共同利益的追求。因此，佛教提出“同利等彼己，所有与人共。”（《长阿含经》卷十一）